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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作家天恩客的自传文章，有一定的教育意义，摘下来大家品品。

我是在臺灣出世並接受教育到初中的，當時已建立了對歷史的興趣。到新加坡後，有機會在七十年代初期，閱讀了大量的中國近代史，並嘗試的瞭解共產黨的思想。當時的入門是參考了不少哲學的書籍，包括尼采，黑格爾，馬克斯的資本論。

在田納西的時期，有兩位學者影響了我的思想。我的姑丈徐教授和他的好朋友范博士。徐教授是第一屆的臺灣留學生，獲蔣介石召見。但是一離開臺灣，就放棄了國民黨黨證，因為他曾在上海就學，熱愛中國。

范博士是水利專家，八十年還舉家遷回中國，任中國科協委員，中國人大代表。我當時仔細的閱讀了所有的人民日報的觀點，也研究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思想，我也用了哲學的辯證方法，大致檢驗了思想的核心內容。

在柏克萊的時期，我對於中國，臺灣，東南亞，美國華人的政治與社會現況有了更多的瞭解，不管是左派亦或右派的觀點，還是激進或保守的尺度，我都進行了學習。後來也選修了東亞研究院的一些課程。

在匹茲堡的時期，我涉獵了臺灣執政黨，反對黨，反對黨中左派的政治思想，並大量閱讀了臺灣近代史。最後我問自己一個不成熟的問題，“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，你到底要優先做什麽來報答你的國家？”

當時的答案是，“回到你安身立命之地，以科技事業報國”。當時臺灣只能製造並出口美國廉價的商品，幾億雙鞋子所賺的錢，換不回一套先進的工業設備。

人微言輕，我發現自己一定要在現實社會中出人頭地，才有機會來改變社會。我就是這樣由天馬行空，回到了地上，成為一個腳踏實地的實踐者。我立定了志向，工作一段時期後要離開美國回返亞洲。

一九八零年年底我回到了亞洲，開始了我生命中的長旅。回顧當時的思想境界，我還有幾個重要的思想領域輕看了或還未有所瞭解。

一個是美國強盛的維繫根源，一個是信仰的核心為何，這兩個問題是後來我由青年人成為中年人的歲月中，才逐漸開啟了輪廓。第三個則是人生矛盾中的統一問題。

這第三個問題，牽涉了實踐的範疇，以致無法建構一個主導思想系統。人生的意義體現於在時間的進程中，均有個人最優化的選擇與行動。可惜的是個人縱有主導思想為依歸，客觀上還是無法成就個人主觀的意願。

這樣的一個人生過程中的矛盾，在人本思想上是沒法統一的。惟一的解答是在於有可能有一位自我啟示的神，能帶領一個人度過一生所有的矛盾嗎？以致他的一生是統一的也是全然和諧的。